人大代表钟南山：公立医院姓"公" 不应靠创收养活。81岁的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他持续关注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和环境治理。每次上会前，他都很认真地做好调研、备好建议，上会后为民发声。他曾说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最希望说出群众的心声。”
多年来，钟南山多次为医改发声，强调公立医院姓“公”是医改关键，要让医务人员获得合理、阳光的待遇，感受到职业尊严。
他曾称，目前中国的公立医院，其实是国有民营制，因为绝大多数公立医院的支出中只有不到20%由政府埋单，其余部分是靠医院自己创收。这样的机制引导下，想让大医院的医生进行技术创新，再帮基层医疗机构培训人才，是不可能的。要调动全体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就要让医务人员在改革中得到实惠，没有后顾之忧。
他一直表示，真正的公立医院除了解决基本医疗需求，还需要解决疑难杂症，也要做科研，引领国家医学的发展，培养基层医护人员，而这些都不应与收入挂钩，都需要政府的投入。
应该说，这是今年两会召开以来最靠谱的医改声音。
长期以来，医改向何处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一方面看病难，看病贵，另一方面，是医疗收费低，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一方面是频发医疗纠纷，频发的医闹，另一方面是社会对医院的信任度降低，不少人认为医院是黑心的。
面对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面对日益突出的医患矛盾，如何解开这个结？尽管许多人，许多部门提出了许多解决的办法，收效并不好，其原因是这些办法都是“头痛治头，脚痛医脚”，没有找到问题的结症。笔者随意剖析几条规定：
一、医生的收入不能与医疗收入挂钩：管理部门规定，医生的收入不能与医疗收入挂钩，这样可以避免医院乱收费，开大处方，但医生的收入从哪里来？还是医院自己解决，解决的办法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因此，没有哪家医院医生的收入不是与医疗收入挂钩的。到了检查的时候，医院通过作假蒙混过关。
二、制订药占比：制订“药占比”的初衷是控制药物的使用，能不用的药物就不要用；能用低档的药物，就不要用高档的药物。但结果如何呢？结果是一些医生照样用高档药物，为了降低药占比，只有通过增加检查来实现，这样的药占比非但没有降低医疗费，反而增加了医疗开支。这是因为这项规定不好吗？显然不是的，还是医院的本位主义，还是利益的驱使。
因此，笔者多次提出医院应该是一种社会福利，应该回归公益性。医改方向应该是让医院姓“公”：
一是维持国家稳定的需要：
医疗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情，就像电力、运输、能源一样，都必须国家控制，一旦这些命脉被个人控制，就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医疗同样如此，每个公民都有可能生病，都可能上医院，我们要做到百姓上得起医院，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就必须政府投入，如果政府没有掌握这个控制权，就可能会造成医疗市场的混乱，给人民的健康带来危害，因此，政府必须掌握这个控制权。
二是百姓生命健康的需要：
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但生病后能否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除了病人是否及时就诊外，医院给出的治疗方案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甚至被再宰上一刀，无疑是雪上加霜。2016年的魏则西事件，就是私人承包科室引起的，让原本贫困的家庭人财两空，这样的事情不应该是我们应该看到的。然而，近几年来，大量的公立医院改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三是医疗行业健康发展的需要：
医疗行业的规范服务，不仅仅是百姓健康的需要，也是医疗行业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医生在为病人进行诊疗的时候，充满了忽悠，充满了欺骗，医生的注意力不在看病，而在病人的荷包里还有多少钱，能够给病人提供满意的服务吗？能够赢得病人的信任吗？
然而在一些民营医院里面，医生看病开始就打听病人口袋里有多少钱，盘算着能够让病人掏出来多少，病人可以留多少钱回家，这样的医生可能看好病吗？
一位民营医院的负责人对我说：现在的医疗都是过度治疗，不过度治疗是难以赚钱的。这位负责人的说法正好反应了私立医院的现状。尽管不是所有的私立医院都是如此，也有规范的私立医院。但是，私人投资都是为了盈利，即使有做公益的，也只是在局部进行公益，整体上是必须盈利的，这是市场的规律所决定的。
四是缓解医患矛盾的需要：
发生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治疗效果不好，病人死亡，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二是经济问题，要么是病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要么是认为医院乱收费。无论是哪一种原因导致的纠纷，都是对医院缺乏信任。
我们在医院还可以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熟人看病的，引发纠纷的极少，除了不好意思扯皮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信任。
因此，医患纠纷的根本原因就是医院在百姓中的形象不好，口碑不佳，只要出现了问题，就认为医院不负责，乱收费。医院姓“公”，是可以增加百姓对医院的信任程度，是可以减少医疗纠纷发生的。
五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势在必行：
有人会说，民营医院存在过度治疗，公立医院就不存在了吗？应该说也是存在的，只是公立医院的性质决定了是会相对正规，同时医院的监管也可以遏制这种不良现象。但是，由于投入的不足，公立医院也开始追逐经济效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笔者曾经与某医院的一位外科专家交流的时候，他告诉我：我从来不开药，我没有回扣，我在医院的收入，加上外出会诊手术的会诊费，每个月有几万元的收入，足够了。正因为他通过自己的技术让他获得了体面的收入，他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些违规的事情，可以凭着自己的良心，按照医学规范为病人进行诊治。
记得10多年前，在一些大型医院里盛行着送红包，医生们也乐此不疲，但随着他们的收入增加，他们也不再接受病人的红包了。有一次，当我问一位专家为什么不接受红包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我有足够的收入，为什么还要冒险接受红包呢？然而，在个别收入不高的医院，仍有医生在暗示或者索要红包，没有红包就以工作忙为由头，拖着不给病人做手术，等待着病人的“醒悟”，尽管这样的做法是违规的，但是“人穷志短”，这样的风险还是要冒。
看来医生的道德水平，除了自律外，还是与经济收入是相关的。笔者认为，应该大幅度地增加医务人员的薪酬，“高薪养医”，让他们有体面的收入，能够体面的生活，这样才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医疗服务中。要做到这一点，还是需要政府的投入，走公益化的道路。
因此，笔者认为，钟南山是一位有责任感的人大代表，医院姓“公”或许解决打开医改的难题。但我们深知，实现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纪光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