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增加基层医院医生的收入。这个做不到，其他都是空的。”在2月6日召开的“学习十九大精神·建设健康中国——落实分级诊疗与多点执业”主题研讨会上（以下简称“研讨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史大卓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我国在推行分级诊疗过程中的一大痛点。
2017年去云南、贵州和青海等地调研过的史大卓发现，基层医生的月收入基本在2000元～3000元，“这样的收入怎么能够留得住人才，怎么能够让医疗资源下沉？国家培养出众多全科医生，这样的工资收入只会让他们在基层医院干一年两年，然后会通过考研、转行等方式走到大城市里来。”
当天，十多位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全国政协委员就落实分级诊疗和多点执业纷纷建言献策，但是收入问题几乎是每一位发言者都无法绕开的问题。
医改首先要政府提高政策供给
北京市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等手段将社区医生的年收入提高到了人均10万元左右，增幅达20%。然而医生的收入问题依旧是制约北京社区医院发展的主要瓶颈。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社区服务中心的院长李玉玲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2016年以来，新街口社区服务中心的收入开始有结余，但是按照我国目前的政策，社区医院的结余无法进行灵活的再分配，而且社区医生的绩效收入有封顶限制，也不利于激发医生工作的积极性。在李玉玲看来，社区医院今后如果要吸引人才，迫切需要政府在政策方面给予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方来英的想法与来自基层的李玉玲不谋而合。方来英在研讨会上表示，医改首先要政府提高政策供给。从财政投入角度来说，国家对基层医疗体系的建设进行了大力的资金扶持，但是目前只体现在了医疗设备和医院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方来英指出，政策对基层医院“人”的供给并不是很充足，也就是对医生的政策倾斜还不够，这是今后政府应该着重考虑的方向。
今后医改的方向要注重宏观政策的协调性，分级诊疗的核心是利益再分配的问题，应该对实施分级诊疗的医院进行聚焦，“不能让搞分级诊疗的人吃亏，更不能让搞分级诊疗的专家和基层医生吃亏。”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社会保障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虎峰也表达了对医改政策发展方向的期待。
2013年，王虎峰承接了国务院医改办分级诊疗的一个重点课题。一年后结题的时候，王虎峰曾向相关政府部门和医院管理者们提出多条分级诊疗的意见，当时几乎都是反对的声音。
而到了现在，时局大为改变。研讨会上比较靠后发言的王虎峰，在听了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代表都在建言献策分级诊疗的进一步落实，他感慨“如果照这个势头，我对分级诊疗的落实是很有信心的”。
多点执业助推分级诊疗
“我国目前的情况是11%的三级医院服务了53%的患者（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2016年公布的数据）；与此同时，215万执业医师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更高端的，比如完整经过住院规范化培训的人数就更少。从宏观政策上推进医生多点执业是必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认为，如果要加强我国基层医疗体系的建设，特别是人才队伍的建设，就有必要通过多点执业，让大医院的优质人才资源流动到基层。
霍勇提出的关于多点执业对分级诊疗的作用，方来英表示赞同：“医疗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是‘人’。医生本身就是自由执业者，同时也需要本医院的团队支持。医生在外执业过程中遇到病人，如果在当地医治，这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医疗服务体系的发展；如果遇到疑难杂症，则会带回本医院进行治疗，这其实就是在进行分级诊疗。”
不过，霍勇也坦言，多点执业虽然已放开，“但整体上很难看到医生去多点执业。”霍勇分析认为，主要是管理方面的问题。“因为医生隶属于医院，医院为医生提供奖金、工资、养老保险等，所以医院很难同意医生多点执业。”
霍勇提出的建议是，国家应完善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比如取消编制内外的待遇差别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推动医生多点执业取得实质性进展。（作者： 刘昶荣）